2018年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品展”的大型特展。
作为最早西化的东方国家之一，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引进了欧洲“美术馆”的体系。以“美术馆做的不是空盒子，而是传播理念”为口号，大批美术馆在80-9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日本兴起，而东京富士美术馆则是在这个体系内建立较早、也是最顶尖的民营美术馆之一。而此次画展正是精选了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的60幅西方艺术经典藏品，以这个东方国家的视角勾勒出一幅16至20世纪西方艺术500年的历史画卷。
“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品展”特展
而几乎是与这个特展同步进行的，是一本建立在展览基础上、针对西方绘画史进行研究的图书——《交织的目光：西方绘画500年》的筹划。“西方绘画500年”的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杜鹏飞，同时也是本图的总主编，参与共著的还有包括画家、文学艺术评论家陈丹青在内的其他13位来自亚洲的学者与艺术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来探讨东方视野下的西方绘画史。
此次，福布斯中国特别与参与本书编撰的杜鹏飞馆长、陈丹青、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中心博士后马萧、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在读江上越，以及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进行了一番对话，从展览、图书聊起了他们眼中东西方文化的交织与互动。
《交织的目光：西方绘画500年》图书
差异化的叙事方式
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中，讲述“西方艺术/美术史”的图书不在少数，但这本以“交织的目光”为题的《西方绘画500年》，有着诸多与众不同之处。
福布斯中国：这本书与市面上其它的讲述西方绘画史的书籍和画册相比较，在侧重点、文字风格、主题划分等多方面有什么区别？
杜鹏飞：区别非常明显。目前市面上可见的关于西方绘画史的图书，基本上以通史形式进行组织，文字风格或学术、或活泼，但是都在试图给读者讲述一个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西方绘画史。当然，此外就是一些个案研究、艺术家的画集、艺术流派的专题研究等。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构成的多样性，既有资深的艺术家、也有年青的艺术家；既有从事理论研究者，也有优秀的艺术创作者；作者的多样性，带来文字风格的多样性，也带来视角的差异性。
马萧：尽可能脱离严谨学术写作的惯性，因为还是想和普通的观众读者，艺术爱好者产生联系。艺术品作用于观众，不只是作用于他的专业素养，专业判断力，很重要的一点，是作用于这个人，包括他的阅历，他的生活，性格，趣味等等。好的艺术品会吸引观众——包括我们这些作者——打开自己。这些文章里有很多感受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观众时，还没有调动专业知识时候的第一反应。这个部分不管对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观众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也是我们可以和观众、读者交流的一个起点。
福布斯中国：这是一部讲述西方绘画史的书籍，但参与编写的团队成员却全为亚洲艺术家和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在亚洲视野下的西方艺术有着怎样的不同？
马萧：一个西方的艺术家如何看他们的绘画在东方被郑重收藏，展示；如何看待中国观众对西方经典的热情。我想很有意思。咱们这次的作者，许多都有海外学习或者生活的经验。他们的解读，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本土经验了。固然这个展览本身和欧洲的博物馆比起来，体量和质量上有局限，但是把这个展览放到东方语境中，放到二十世纪以来西化的大背景下，就会获得远远超过画展本身的意义。
江上越：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他提示了以东方的角度写西方绘画史，写的是东方和西方交织的流动形态的美术史，编写团队成员都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有感而发，这种接地气的“西方绘画史”更有价值！今年我被日本文化厅选为日本杰出艺术家，明年派遣洛杉矶和纽约，我希望把这本书的内容也给欧美人讲讲，我相信对于欧美人来说亚洲角度的“西方绘画史”也会是耳目一新，让西方美术史更加丰富。我认为这本书的贡献也在于这里。
福布斯中国：这本书的标题很有意思，以“交织的目光”为题，希望传达什么？
杜鹏飞：交织的目光，代表着多元的观者，多元的视角，多元的认知，以及多元的表达。“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西谚揭示了某种认知规律：作者完成了作品的创作，作者的表达往往具有唯一性，但是读者恰恰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强求所有的读者对同一件作品产生相同的共鸣。希望这个标题可以启发读者在面对艺术品时更加遵循自己的内心感受，要有目光的自信。
清华大学博物馆馆长杜鹏飞
江上越：德里达谈到“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他甚至否定了真实的存在。而作为艺术家，都希望追求真实的存在，流动和变异也许就是真相。美术史是时间轴的流动，是否同时也包含着空间轴的流动？西方和东方的概念是在整个历史上时间并不长，它是一块儿连着的欧亚大陆。人们在这块欧亚大陆来来回回，互相传播吸收艺术，形成，发展文化。艺术家创作作品，到世面展示，流通，进入美术馆，这个过程中，历史是不断生成和不断的更新的被书写。在这本书中我们是在讨论西方绘画，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绘画，是东方人眼中的西方绘画，在漫长的过程中被赋予的概念，许多故事也是东方人赋予的，即是东方和西方“交织的目光”。
穿越时间“对话”名家
《交织的目光：西方绘画500年》一书最终被划分成：美术史的线条、关于巴洛克时代、现代绘画的分歧与重构与借镜日本四大板块，参与共著的作者有来自亚洲范围内的艺术家、美术史家、博物馆策展人等，年龄从50后到90后，创作出极其丰富、多元的、开放性的一本著作，叙述方式新颖，面对的读者群体也更加广泛。
画家、文学艺术评论家陈丹青在其中参与创作了《郑重其事的肖像》，所以我们与他聊了聊关于肖像的故事。
福布斯中国：您说“画肖像是一件神圣的事”，是否可以具体阐释一下究竟为何神圣？为什么说“摄影发明后，郑重其事的肖像画就再也没有了”？
陈丹青：其实就是麻烦和容易的问题。画一张肖像，摁一下快门，哪个容易？不过早期摄影也很麻烦，曝光半天，所有人必须绷着脸等那一声响，个个郑重其事。
但我所谓“郑重其事”涉及更深的层面。公元二世纪埃及的法尤姆肖像是为了主人死后嵌在木乃伊棺材上，而且据说要在主人年轻时画好，等很久，主人死了，才用到那张肖像——多么郑重其事啊，现代人不可想象。
十六世纪，梅美林的时代，夫妻肖像中间是圣经图像，换句话说，弄一件肖像画是神圣的，必须和我主耶稣挂钩。之后，所谓资本主义，所谓科技时代，起来了，但直到十八世纪末安格尔时代，一幅肖像仍然是绘画的大工程。
十九世纪不然，肖像画终于成为“艺术”，由画家自个儿玩绘画感，同其时，摄影起来了。巴黎的纳达就是第一批肖像摄影者，今天看，张张经典，有了那样的人像照片，画家当然心思变了，郑重其事的肖像画从此衰落。
福布斯中国：肖像画其实是要跟绘画对象感情联结，甚至不止是了解而是需要以信任为基础的，比如说萨瑟兰那幅因为太像而被付之一炬的丘吉尔画像。您怎么看肖像画过程中画家与模特的关系？什么样的距离能还原真实？
陈丹青：要看在哪个时代。埃及法尤姆时代，画家必须征得模特同意才能画主人的脸，近乎法律关系。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画家与模特（其实是雇主，多数身为王室贵族）是主仆关系。萨瑟兰画丘吉尔是二十世纪的故事，艺术家地位比较高了，丘吉尔不高兴，表示不满，艺术家不高兴，就把画烧了。古代没这种事。
你是用二十世纪的观点问这问题。至于“还原真实”，怎样才算还原？怎样才算真实，永远争不清楚，尤其涉及每个人的脸。在艺术家一面，涉及他的本事与风格，在被画者一面，涉及复杂的心理。人最想面对、最难面对的事情之一，就是瞧着画中和照片中自己的脸，满意还不满意。你瞧瞧如今千千万女子拿着手机拍自拍像，横竖不满意，拍了还要拍，多麻烦、多起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