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标教授在考察现场 身为博士生导师，张同标教授参与了华东师大艺术研究所的“中国佛教美术史”与“中印佛教源流”等项目的的研究，近年来更是把印度石窟跑遍了。在针对龟兹遗址的实地考察结束之际，他接受了笔者的专访，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要加强对龟兹文化本体的研究。 他认为，千佛洞的发现与上世纪中亚考古有关，是外国人首先发现了千佛洞，他们当年留下的考察纪录到今天还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这里就有一个研究视角的问题：西方学者的探讨，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文明对东亚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东方非常兴盛的地方，并且随着佛教也传入了中国，因此，大家都认为，龟兹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苏巴什佛寺的西寺大殿遗址 苏巴什佛寺西寺中部的佛塔 而在今天，许多中国内地学者则强调中国文化对西域的渗透，也就是龟兹壁画中的“汉风”问题。他认为对龟兹的文化主体性而言，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样的。其中的差别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曾经对龟兹行使统治权与行政管理。特别在唐代，这种权力有很大的影响力，会新造一些石窟，会在某些石窟里重新画一些壁画。这些壁画的施主、艺术家、图像理念与佛学理念就是中国的，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有没有和当地融合起来还是两回事。另外，这类洞窟相对独立，一旦中央政府的势力衰微，这种洞窟的影响力马上消退。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洞窟，纯汉风的有几个? 他指出：一方面是外国学者在强调佛教东传，一方面是国内学者则强调汉文化西进，他们往往忽略了龟兹文明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因此要特别加强龟兹文化的研究，看其如何吸纳西方与东方来的文明，如何再创造、再发挥。 随之而来的是，要重新评价犍陀罗艺术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影响。龟兹的克孜尔千佛洞也许是中国最靠西方的大型石窟，这里的佛教文明应该与犍陀罗有关成为大家习惯的说法。研究院的陈列馆里还一一对应地列出图片，在文字内容里也言之凿凿地在这样说。犍陀罗艺术的精华是什么?欧洲人的体貌特征以及欧洲人的表达技巧，但这两点我们在克孜尔却没有看到。把各种图像包括上世纪欧洲人盗走的图像综合起来看，有没有犍陀罗的特征?有!但量不大。他认为现在还能看到的一些犍陀罗艺术的因素，与印度笈多王朝强盛时期向外扩张有关，他们携带了犍陀罗艺术的因素。到底该怎样恰当地评价犍陀罗对中国佛教尤其是对克孜尔千佛洞的影响?可以断言，不会像欧洲学者所强调的，犍陀罗是新疆龟兹乃至佛教艺术的源头。 尕哈石窟 伯孜克里克洞窟群所在的地貌，背景中的崖壁上分布着众多石窟 伯孜克里克洞窟的坍塌现象也很严重 他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中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其对克孜尔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越大家的普遍想象。就拿壁画里的供养人形象看，是典型的中亚文明的现象。又如壁画里画的月亮中的兔子，早期来源就和伊朗或伊朗文化圈有关。又如佛像的头光和身光，在印度考察中他发现早期佛像身光极其罕见。那么中国佛像的身光的源头?不会起源于印度，而起源于中亚，受到中亚草原文化的影响。这一带，除了犍陀罗与后来的巴米扬之外，其佛教信仰不是特别兴盛，但这些文明体反而对克孜尔及其周边的佛教艺术有深远影响。 新疆龟兹研究院所在地，背景是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前景是鸠摩罗什的塑像 如何看待龟兹在佛教东传中所起的作用?张教授认为，可以用三个词去描述：途径、沉淀与发挥。其中有龟兹的创造，而龟兹的创造，又连同原型一起，整体作为一个原型再往前走。边走边变化。因此，龟兹并非像上面提到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佛教东传的一个驿站，而是艺术生产的再加工，是一种“熔炉”，在加入自己的东西。鸠摩罗什就是一个代表：他小时候去克什米尔学习，然后再回到龟兹，再学大乘佛教，各种因缘巧合让他一路向东。他的身上，就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从中亚传入西域，再传入中原的曲折途径的浓缩。 他还强调，鸠摩罗什学术的大成，代表着龟兹文化的佛学理念，一直影响到当时中国的名僧慧远。他们两人曾经有过一场著名的讨论，代表两派佛学、两个文明的碰撞。 他强调，归根结底是一条：文化主体性与艺术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是：龟兹的壁画是为谁做的?为信众。信众是谁?如有的洞窟的供养人来自外地甚至外国。他表示，这次考察首先提高了大家的感性认识，直接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书本上看不到的。佛教艺术研究需要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做印度佛教研究、东南亚佛教研究与日本佛教研究。新疆从文化交流的大系统、大框架看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枢纽地位，各种交融、变化往往发生在这一带，关键的转变也会发生在这一带。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后，更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这里。这一带是中外文化联系的要道，把这一带弄清楚了，弄清楚了源，就更容易弄清楚流，弄清楚其传播。从学术研究的战略布点看，是我们今后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