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长物志》 一、《长物志》传播的可能性 对历史文献价值的研究有二个着眼点，一是文献的文化含金量，二是其在历史上的传播效应和影响力，针对这类文献对明式家具的影响力，我们还要关注《长物志》的传播。 《长物志》卷一“室庐”中，有几句大而化之的总结：“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这十二字真言，几乎人人必引，进而论定嘉靖、万历以来“简约”风格的明式家具，就是“出自像文震亨这般的文人”。 文氏《长物志》出版于崇祯七年。明末以后的天下一切“古、朴、俭”，附会说是受《长物志》影响，这也罢了。但无视最基本的时空关系，认为发生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明式家具，是受崇祯七年成书的《长物志》的影响。仙去的爷爷生前事让后边孙子们影响了。抗衡和无视基本的时间逻辑，竟至如此。 许多人过度宣扬《长物志》的历史影响，但谁也没有交待，其传播途径，阅读者身份。传播学原理的模式注重：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可以肯定文氏的优雅语言与从事家具制作的技匠师师不在同一个空间，不存在沟通的任何渠道，也无从谈起什么效果。 《长物志》对家具制造行业会有多大的影响，没有人拿出实例可以证实，影响之操作性，不得而知。一些研究试图勾兑两者玄虚的关系，也只能停留在玄虚的陈述上。 仅从理论上推断，“宁古勿时”的思想与务求新进的工艺制造业是对立和不容的，制造业不是古玩行，不进步则死。再者，明式家具本身在就是一个奢侈消费，要求杜绝时尚和“宁朴勿巧”，也有悖行业的发展规律。 梁思成在解读《营造法式》时，说：建筑匠师，“每暗于文字，故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宋代官府为一统各门各派，统一制定了营造法式(建筑标准)。其结果呢，因为这种术书知识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谜。”由此可见，没有对话机制的著述，不可能产生影响。 从版本流传上看，《长物志》在明崇祯年间出版，此后，未见其传播的记载。再版为清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其在晚明有多大的影响，不可知。《四库全书》的编修者深念文震亨身世不俗，将其书编入子部，这可能是这部书在后世有些影响的关键之举。 《长物志》在“位置”陈设方面的代表性语言：“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古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同上，第44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以元代画家倪云林为榜样，其家居布置如此：清秘阁外，只有一棵梧桐一块古石，屋内只置一几一榻。此乃好古韵士的居所，“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想象这是何等超凡拔俗的生活意趣，令人神骨俱冷。“令人神骨俱冷”式的生活，是一种幻想，不是现实。但这可以说事，完成“我雅我古雅”的标榜。标榜也是一种理想，雅当然比俗好，但搞得如仙似妖，也就与常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还应看到，文震亨所在时期，传统文人逐渐失去话语市场。万历年徽州人汪道昆《太函集》说：“吾乡左(轻视)儒右(崇尚)贾，喜厚利而薄名高，---------良贾何负闳儒。”明末清初，太仓诗人唐孙华诗云：“吾乡习俗本轻儒，只有钱刀雄闾里”。”此时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观，受到“士不如商”的新四民观的挑战。崇祯年进士、学者徐芳在《三民论》中说：工、农、商三类人，均以自己的劳动和技巧获得回报，唯有“士”“其俯读仰思，不以为圣贤之道也，以为进取之经也。”指责士人游手好闲，“汲汲于利”，与商人无异，“士”已消亡，传统的“四民”已改为“三民”。 社会大氛围中士消商长，以为文震亨之辈有能量影响工商阶层，甚至影响了制作实业，实为当代人的臆想。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那些伟大的工艺制作，恰恰是没有沉迷于高深玄妙的艺术主张，未向 “书本”上的艺术献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才成就了自我。忠实生活、忠实匠学，以生活之俗，完成艺术之雅，以匠术、匠学之真，达到艺术的超越。这一点是建立古代实用工艺理论体系的基础，明式家具亦然。 文氏优渥的家境，长物般的生活，使其忽略和不屑最基础的物质生产过程。不否认，文氏是一个出身高贵、家境富裕、文化气息浓厚的贵族。但这反而让他更趋于守旧，更敌视作为新晋的奢华物明式家具。 晚明风尚已不那么简约，而是“专事绚丽”，时巧而奢侈。在奢靡风尚中，各类器用制作追求珍奇斗巧，家具的雕饰亦日趋繁复，全社会的竞务华侈，各阶层人士都享用着这个豪奢的盛宴，但又常有人指斥这种风尚。“奢侈风尚既是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产物，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官员的‘禁奢’主张，以及文人斥为‘世风日下’的哀叹，是逆潮流而动的迂腐之见。”(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文氏之“宁朴勿巧”、“宁俭勿俗”，亦是当时对“奢靡”、“奢侈”风气另一种变相的指指点点。 古往今来，往往具有时代前沿性的观念才具有大众传播效果。而文氏恰是一个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上的守旧狂人，属于传播能量最小的向隅而泣者。 二、其书其人 的确，《长物志》中“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等众多语句，文字清雅简洁，富有美学、文学价值, 读到这些，倒是最令人兴奋之处。同时此书对研究晚明复古主义一路士大夫的精神取向颇有意义。 得也文艺范，失也文艺范。与那种抽象的泛泛的审美论述相伴，此书对于园林、器物修造，理论上和技术上并无太大深度。富有文字之精巧，而无技术之含量。其专业性与同代人的专业造园著作，如计成的《园冶》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立足园林营造实践，广泛涉及技术问题。 《长物志》卷五“赏鉴”云:“看书画如对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气，盖古画纸绢皆脆，舒卷不的法最易损坏。尤不可近风日。灯下不可看画，恐落煤烬及为烛泪所污。饭后醉余欲观卷轴，须以净水涤手，展玩之迹不可以指甲剔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涉强作清态，惟遇真能赏鉴及阅古甚富者，方可与谈。若对伧父辈，惟有珍秘不出耳。” 防止“烛泪所污”、“净水涤手”、“指甲剔损”这些基本属于常识，犹如饭前要洗手一般。本无太多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固然文字精美于“饭前要洗手”，但视之若重大鉴赏理论贡献，解读也就太过份了。通过此例文字，是否一叶知秋，一个精致的老文艺青年，在技术上是在什么层面。 开头所说的那种“模式”还有一个升级链接，盲目夸大其作用：《长物志》谈到了家具，就一定对明式家具制作有巨大贡献。此逻辑之不通犹如有人说文氏对于书画鉴赏有理论贡献，因为他曾谈到看画时要“净水涤手”，防止“烛泪所污”、 “指甲剔损”等等。 晚明空前的造物运动和奢靡消费，如火如荼，它强劲地弥漫于上层社会，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社会人士的抨击。各种奏疏、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中，对“俗之侈”、“俗之糜”的纷纷指责，恰恰构成今日我们对当时奢侈文化研究的繁杂史证。 还要注意，一轮总结、品评园林、器物的热潮也应运而生，一类是明晚期《园冶》、《鲁班经匠家镜》、《三才图会》等技术性著作。另一类是《遵生八笺》、《考槃馀事》、《长物志》以及清初《闲情偶寄》等品评性文字。它们皆因明中晚期园林、宅邸、器物猛烈地兴造而催生出世。社会现实决定文化意识。这里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它们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绝非偶然，它们是奢靡大潮带来的结果，大量物质创造的兴盛，导致文字品评的追随。 正如只能是明万历年后城市工商业发展后，《三言》、《二拍》才可能诞生，《遵生八笺》、《考槃馀事》、《长物志》等书也只能是斯时生活物质丰盛后的产物。 在明晚期文化研究中，还有一个最气势非凡的判定，称《长物志》为“明代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晚明时期社会活跃，思想激荡，文化复杂多元，自由氛围也许超过以后几百年的任何时期。看看李贽、袁宏道、张岱等等一干人马的思想和生活，今天的人们都会大跌眼镜。“明代士大夫生活”真是永远追寻不完的课题，以守旧为主旨、主论园林余论其他的《长物志》怎样成为“百科全书”?欲求浮夸，何患无辞。想放语言和论断之卫星，“亩产粮食可以一万斤”。 文震亨其人出仕过中书舍人。文氏之祖、父均为朝官，其兄官至尚书。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馆臣，在收录《长物志》时云：“所谓王谢家儿，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且震亨捐生殉国，节概炳然，其所手编。”可见历来对《长物志》的评价和推崇，不尽是其文本的价值，过多的是基于他“王谢家儿”的显要世身(文征明曾孙)，更重要的是清人攻入苏州城后，文氏投湖被救后复又绝食六日，殉国而殁。生之高端，死之大气，像许多作品是因人为世所重一样，文震亨的身世的震撼性远远大于其薄薄的小册子。 生之风雅高贵，死之“高风亮节”，这正是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需要的，难怪这位抗拒大清政令者，却编入大清的《四库全书》中，重其“节概”，“尤不可使之泯没。故特录存之，备杂家之一种焉。不可使之泯没”。 在地方志人物传记中，文震亨被归入“忠义”一列，可见时人，未将其视作多么了不得的有其他成就的人物。若无“殉国”之举，不知会列入何类。言其影响力了得，是三百多年后今人的多情多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