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第二届湖北美术馆论坛撰写的文章，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美术思潮》、“湖北青年美术节”与“部落·部落”展的举办，还有《美术文献》的诞生进行的回顾。八五时期历史资料：1986年《美术思潮》封面-，陈绍华设计。(资料提供：彭德) 收到湖北美术馆发来的《邀请函》，得知该馆拟于2015年12月19日将举办第二届“湖北美术馆论坛”，并将围绕“‘八五美术’的历史过程，采用考据的方法，梳理、辨析、澄清有关‘八五美术’的基本史实，力争还原‘八五美术’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后人留下可信赖的‘八五美术’的历史资料。”我觉得，这样的选题显然比大而无当地谈“八五美术”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更加好。下面就按本论坛主持者的要求，选发自己这些年陆续写的五则回顾予以发表。需要说明一下，虽然第五则回顾谈的《<美术文献>创刊记》发生在90年代初，但因与《美术思潮》构成了特殊的上下文关系，所以也予以发表。 一、“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的举办周韶华 画家周韶华自1978年3月从鄂西山区下放调回武汉后，一直想在湖北兴起一个区域性的画派，在他和一些画家的通力合作下，湖北的中国画创作在短短的几年内有了很大起色。首先是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湖北十人画展”引起了首都美术界的关注，著名画家叶浅予因为湖北画家在创作上有共同追求，还称湖北出现了“长江画派”;其次是湖北的“晴川”画会与“申社”创作非常活跃，他们的作品先后在武汉、南京、西安、天津等地展出，受到了广泛好评。然而，就在湖北一些画家为创建“长江画派”而努力的时候，周韶华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创新思潮正冲击着区域性画派》一文中他强调指出，“要把视野扩大，要向非区域性画派发展，立足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应当立这个大志，树这个雄心。所谓非区域性画派，实际上是全国性创新思潮画派。要把这一思潮凝集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一种五指捏紧的拳头打出去，这样才能强有力。”他还指出，“中国画要创新，这是一代或几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一划时代的事业，要求进行战略性集结，需要强大的火力和弹药，要求聚集一大批开创型(或叫前卫型)的画家，形成一个集群，才能取得宽纵面、大纵深的历史性突破。”[1]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在1985年初湖北美协的工作会议上，周韶华提出了举办一个“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的设想。在他看来，这样不仅可以集中展示全国在水墨画创新上有成就的艺术家作品，还可以有力推动水墨画创新的步伐。周韶华的设想得到了湖北美协全体工作人员的同意。随后，湖北美协一面与有关画家进行书面上的联系，一面派出展览部聂干因与专业画家李世南出外进行组织发动工作，筹展的工作得到了应邀画家的积极响应。天津美院的青年教师李津、阎秉会等还专门携画赶到武汉希望参展。经湖北美协的多方努力，得到 了吴冠中、周思聪、何溶等人的大力支持。该展于当年11月21日至31日在武汉展览馆顺利举行，共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香港和湖北的25位画家参展。为避免嫌言或影响湖北画家的内部关系，周韶华本人没有参加画展。整个展览可看作是80年代中国画创新的抽样调查，基本反映出当时的基本走势，这就是强调中西融合。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在传统水墨画及写实水墨画的框架内，适当的融进西方现代派的若干观念与手法，比如，周思聪、阳云、江文湛等人就在他们的作品中分别融入了现代构成法、设色法与造型法，使作品别有一番新意;另有一些人则不同，他们正在超越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框架，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水墨画的发展问题。比如，谷文达、李世南、阎秉会、李津、吴冠中、刘国松、石虎、汤集祥等人就分别寻求将西方的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的手法与传统的水墨体系相嫁接。 “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虽然每位参展艺术家的艺术目标不同，艺术实验方案也不同，但水墨艺术的创新进程却是不可阻挡的。对此，批评家严善淳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他的看法，“中国画创新实质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在不同程度上的‘西化’”。他还强调“当代中国画家深感自己的绘画如果再按传统的文化模式发展下去，就不可能被西方承认，便费尽心机对传统绘画进行不断‘西化’的改造，他们或者将传统绘画中的一些有意味的符号从程式化的形象中抽离出来，并注入现代意识，或者将西方抽象绘画的构成形式引入传统‘水墨画’中，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当画家们以为只要把中国画的各种艺术语汇都找出来，就可以与西方进行较量时，悲剧就发生了。”[2]严善淳的确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他指出的问题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但是，他却于无意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对那些有历史感、有作为的艺术家来说，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目的并不是要使水墨画彻底西化，恰恰相反，而是将其与传统的水墨文化融为一体，直至发展出水墨画的新艺术传统来。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这就使水墨画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步子。“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的成功之处就是：它以一种新的展览模式，将各种有代表性的水墨画创新方案都推了出来，而这对整个水墨界乃至全社会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水墨画的变革问题，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给美术界及广大观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位不赞成该展价值取向的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国画创新’新倒是‘新’，新的就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出展览馆就什么印象也没有了。可叹的是，不少作者竟是艺术院校的教师。这样将把历史悠久的中国画引向何处?真是可叹、可悲!”[3]但赞成这个展览的观众却发表了绝然相反的意见，“这个展览给人以一种极大的冲击。它是时代洪钟震撼的强音，我们应该以时代的眼光、新的观念来评价这个刚刚开垦的艺术领地。展览中的多数作品其容量，其胆识，其新的艺术形式，不亚于世界名人、大师。这个展览给人带来了中华民族艺术的自信心，中国的凡高、马提斯，中国的第二代林风眠式的艺术革新者已经出现，已经来临。”[4] 《美术思潮》杂志 展览举办期间，也就是10月26日至29日，湖北美协与《美术思潮》编辑部围绕中国画如何变革，如何更新民族意识、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召开了有参展画家和部分理论家参加的“国画创作讨论会”。关于第一个问题，有艺术家从世界艺术史的角度谈到了中国画的变革，认为中外艺术的发展都经历了由写实到写意，再到抽象的自由表现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绘画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后来在写意阶段花了很长时间，落在了世界的潮流之外，现在应该迎头赶上，才能创造出新的中国绘画传统。有人则认为，绘画关键是要表现自我，表现情绪，至于是采用写实、写意还是抽象手法，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大可不必强求一致。还有人认为，中国画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用笔墨直接宣泄情感，要是舍弃了这样的专长，在画面上做效果，还不如去开辟新的画种，现在创新已成了一股异化力量，以至一些人为了迎合新的潮流，根本不考虑内在需要而做效果。另有人指出，关于中国画创新的提法，只是一种设想，其实对于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大家并没有一个共同标准。衡量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能看其新还是旧，而应看情绪是否真实、深刻。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文人画是寄生在封建社会大树上的一个菌体，它已与封建社会一同死亡。倪云林的逃循、浪迹，对于他个人来说，求得了完善，但对于整个社会无损。目前需要提倡的是和自然的抗争、进取、不满、节奏，这正是民族意识通过艺术的反映，乐观的是，民族的自觉意识已经醒来了。有人不同意这种对倪云林的分析，不过却认为现代中国画应该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关系，并体现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5] “国画创作讨论会”显然没有在艺术观点上达到一致，但它提出的新观念与新问题对广大艺术家及理论工作者却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注： [1] 见《江苏画刊》1985年9期。 [2] 见《“中国画新作邀请展”观后》，《美术思潮》1985年8-9期合刊。 [3] [4] 见《对立的舆论》，《中国美术报》1986年5期。 [5] 见《国画创作讲座会简报集》，《湖北美术通讯》198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