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个体价值的社会，八五新潮美术不仅把个人性问题放进美学讨论之中，而且置入到社会政治和历史范畴，因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反传统姿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集体主义和集权意识。令人吊诡的是，其参加者并未摆脱自我中心的权重意识，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艺术的功利现实和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八五新潮美术作为民间自发、自主、自由的艺术行动，对中国文化民间的重建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其意义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彰显。 王林：个人性、反传统与重建文化民间——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上) 王林：个人性、反传统与重建文化民间——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中) (三) 八五新潮作为民间的美术运动，对中国文化民间的重建有至关重要的启示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传统皇权意识中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统治者以作为统治基础的“民”为贵，其重要表现就是尊重民间。周朝“采风”是朝廷收集、整理民风民俗，关注、吸纳民间文化的重要制度。作为历朝文化经典的《诗经》其大部分内容就来自民间。相传孔子删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当时文化人对于民间创造的敬畏之心。而孔子作为后来统治者尊崇与信奉的至圣先师，不仅因为他探讨仁义，创立儒学，而且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规模化办学的民间教育家，改变当时教育仅在宫廷施于贵族的有限性，开创中国民间教育的先河。 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有相当的自治性和自主性。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汉承秦制，历朝沿袭，其郡县制置官至县为止，所谓“七品芝麻官”即是县官，是传统官僚制度中最小的官儿。官下有吏，但“吏不入乡”则是传统规约。唐代诗人杜甫“三吏三别”之《石壕吏》，讲的就是官吏居然直接到石壕村抓人。在杜甫眼中，这是败坏纲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国家败象与政权危局的表征，所以他充满愤慨与忧虑。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保甲制度和朝廷中央统治的官僚制度相辅相成，但又是相互区别的。中国历来有庙堂与江湖之分，范仲淹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达(做官)则兼善天下，穷(不做官)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不光“忧其君”，而且要“忧其民”，因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应该“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文人固有达穷之别，但并不以做官不做官来区分学问、人格和成功与否的高低。故有“身在魏阙(庙堂)，心在江湖”之说，甚至从道德角度认为江湖地位更高，他们更多的是欣赏“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朝廷中人，很少反过来赞扬那些身在江湖却心在魏阙的仕途追逐者，由此可见民间在古代文化人心中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稳定最核心的观念是宗土信仰，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地理性与自然观，在民间是深于甚至高于宗教信仰的历史信仰。中国人也有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如道教、佛教，也曾在某些时候为朝廷所重而成为主流信仰，但真正根基雄厚、持续不变的精神信仰则是宗土信仰。这是一种与出生之地相关、为血缘宗族所系的历史信仰。这种信仰是与生俱来、终身相伴的，是中国人在精神信仰上最为独特之处。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会有故乡之恋，但只有中国人以宗、土相联并把宗土作为一种历史——精神信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从官僚、商贾到文人、学士，莫不讲求光宗耀祖、叶落归根，宗土信仰成为中国人价值诉求的最终归宿。《史记》有载，西楚霸王项羽入咸阳，烧阿房宫，取秦而代之，这时他最想干的事是什么呢?项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他只想荣归故里，不然，就像穿上锦服晚上走路，没人看见。正是这种按捺不住的思乡之情让项羽丢掉了关中战略要地，最后败在刘邦手下。刘邦也许比项羽更有谋略，但同样难舍宗土之念，一旦坐拥天下，想的仍然是回乡“述职”。其著名《大风歌》这样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人生的期待、价值的归宿，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功过、善恶置于信仰对象之前接受检验与审判，通过内心的自我谴责惩处以求灵魂的净化与升华。中国各地的祠堂其实就是宗土信仰的神庙，中国人在面对列祖列宗、家乡父老的时候是最为坦诚、最讲良心、也最有奉献精神的。古代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立业，前面“三立”有了出息，是一定回家乡去昭示弘扬的，许多功德牌坊就为此而立。而所谓“立业”，则与家业有关，无论官做得多大、多远，无论钱有多少、多富，有为者往往都要在家乡修房造屋为后人创业。而在家乡乐善好舍、修桥铺路、立祠助学，造福一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心愿，也是最重要的善举。四川大邑县安仁乡地主庄园的主人刘文彩，生前就在故乡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安仁中学(原名文彩中学)还是他当年捐资修建的。想想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死后不葬八宝山，一定要归葬故乡四川潼南，可见中国人的宗土观念是多么强烈。宗土崇拜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支撑力量，跟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发达有关。一句话，中国文化的伟大来自中国民间的伟大。徐冰 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化改变都来自民间，从诗到词的变化，从传奇到小说的发展，皆为坊间创造。中国民间不仅为百姓提供了自然生成、自主发育的文化基础，而且为文人留足了发展空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去来兮”，乃是历代文人归隐乡土、寄情山水的楷模。民间对于文人来说，成为宜居之地。“独善其身”之谓，除了伦理道德自我约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自身文化修养，进行各种可能的文化创造，在学术研究、经典训诂、写诗着文、琴棋书画，乃至营造、茶食诸多方面有所作为。看看苏轼一生宦海沉浮，穷达数变，但始终能够在儒道佛的研究中、在诗词文画的创作以及诗论词论文论画论的探讨中成就斐然，上至朝廷策论，下至地方菜谱都有创于世。足见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在相当程度上独立运转的作用，也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对文化人的生存与保护而言，预留的回旋余地之大。尽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扑灭异己，企图一统民间思想的暴政，但毕竟只是一时之举而难以奏效。民间有识之士藏书于壁，让黄老之学在汉代兴盛，亦让儒学从此发扬光大。真正对民间造成巨大伤害的，可以说是清代乾隆开始的文字狱，此举不仅将极权化专制主义施行于政，而且与思想意识审查直接挂勾。这种文化管理一旦与行政管理相互结合，民间必然会丧失自然、自主、自治的文化权力。一个缺少发生机制和生成活力的民间如同荒原，是难以产生伟大文化的。 文化生长有其自然属性，类似非洲白蚁筑巢，数百万只个体在没有中心控制的情况下建造出数米高的土穴，其内部还有相当复杂的信道和通风系统。它们依靠的是研究者称之为“共识主动性”的合作过程，每个个体观察彼此与环境互动的信息，然后自主确定自己的活动。文化的生成即类似于此，有其自发性和自治性，依靠的是民间社会自主的文化权利。其中“共识”和传统有关，其中“主动”和个体有关。而文化权利的分享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必有之义和发展趋势。当代艺术所强调的文化差异性、特殊性以及所谓另类现代性，不是批评家们说说就可以做到的，它必须也只能在民间自由、自发、自主地生长出来。八五新潮以来，尽管经过八九事件，但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已使社会组织的结构性改变成为历史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是重申民间文化权利、重建文化民间社会的一次历史尝试，其意义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彰显。 艺术家和批评家要做的事情，无非是以自己的工作推动历史改变，为所处时代留下真正的、个人的、具有创造力和思维智慧的精神印记。对此徐冰有言：“如果你这个人没有感觉，你对生活很满足，或者你觉得生活中没有问题，你这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引自雅昌艺术网文《创造力从哪来》)。八五新潮至今，接续的是艺术市场化、国际化以及官方与民间复杂纠葛的博弈过程。在纪念八五思潮三十年的时候，重新思考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利问题，重新思考艺术和市场及其经济利益、艺术和官方及其意识形态、艺术和国际交流及其文化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当代艺术已处在不同基础和起点上，但当年新潮艺术家们所面临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的繁荣、消费的狂欢、既成权利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等等，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当代艺术的价值诉求，即艺术家置身于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历史的、生态的种种问题之中，作出个人的、身体的、视觉的、现场的反应，直面各种企图操控人心的力量——传统习惯、集体无意识、政治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等等，以艺术作为理由去维护和争取人的独立、尊严与不断发展、倾向丰富的精神自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五新潮美术具有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开创之功。 布勒东(André Breton) 超现实主义宣言书(法)-安德烈-·-布勒东 在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之际，重温布勒东(André Breton)1930年在《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中所说过的话，也许不无益处：“我们反对任何一种溺于诗意之中的麻木不仁，反对以艺术作为消遣，反对旁征博引式的探讨，反对纯粹的推理。同那些养精蓄锐、不肯动脑筋的人——不管他们表现得器量狭小还是气势夸张——我们不愿有任何共同之点。任何背弃、任何逃跑、任何叛卖都不能阻止我们去结束这一套早该结束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将之抛在一边的人，当他们独处时便变得失魂落魄，只能采取最卑鄙的伎俩，以便在既有秩序维护者那里重新得宠，而这些人都是竭力主张思想一律的。”[1] [1]引自《新世纪的诞生——20世纪外国文学大师论文学》，杨济余等编，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