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文化的隐退与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采取“革新保台”的措施。这一措施一方面为台湾局势的稳定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政治变动埋下伏笔。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这个事件引发了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的直接对抗，虽经当局的镇压，党外势力的活动暂时停顿，但同时引发了国民党的统治危机。时隔不久，党外人士在1980年国民党重新恢复选举之际，又死灰复燃。重新兴起的党外势力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杂志等媒体来进行鼓噪，而是组织了实际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双方的经贸也开始起步，两岸经济的发展促使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逐渐频繁，特别是1984年大陆放宽外汇管制，台湾也放宽了输入大陆产品的限制以后，解决双方人员的往来问题显得更为迫切。为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要求，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紧急戒严令”，适度放宽基本民权的限制，并允许民众经其他国家和地区赴大陆探亲。这为未来的政治生态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预示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即将发生转型。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政坛由政治强人集权的一元化统治宣告结束，台湾政坛开始波动。与此同时，社会运动在80年代逐渐增多，且形式多样，范围宽泛，如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社会运动已经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风潮，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政治斗争方式。从1983年到1988年，街头抗议事件逐渐增多，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参与成员也逐渐复杂。这些运动大多是针对当局，要求改变一些政策或维护自身权益，但也有一些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或选举相结合，一些政党参与其中，使群众运动变得复杂化。台湾当局的内部斗争在蒋经国去世后不断增多，这不但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而且在越来越多的群众运动面前，显得相当软弱。李登辉上台后，不断打击异己力量，使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最终导致“新国民党连线”成立新党，自此，政党成立的风潮愈演愈烈，到了1994年，台湾已经有了76个政党，岛内的政党斗争也趋于白热化。政党斗争、群众运动，各种社团力量，构成台湾社会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混杂状况。这种混杂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兴起，思想层面上则反映为“有什么不可以”的心态，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多元和混乱。与此相应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被不断贬低。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直接催动中产阶级的崛起、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消费文化的出现，使台湾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加通俗化，这促使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逐渐衰落。 随之而来的，是台湾社会思潮的多元与动荡。198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是对长期压制的反抗，群众集会逐渐成为台湾人民表达心声的一个重要手段，各种社会思潮通过包括群众集会、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影响到大众。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弊端丛生的现象也引起艺术家的批判和反思，各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也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在各种新的艺术思潮席卷岛内之时，对传统艺术思想的审视和处置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来，台湾文化里就包含着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短暂的荷兰，西班牙文化，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国民党带来的中原文化，这些不同文化的经历决定了台湾文化的混血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经国民党政权的肃清，但各种面目的非中原文化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在权威力量崩解之后，这些非中原文化迅速浮现出来，结合西方当代文化，构成台湾当代文化的复杂和多样特征。 在“政治解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动的背景下，文化的解禁也随之开始。文化的解禁体现于对权威的挑战与亵渎。它一方面百无禁忌地挑战既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这在文化领域十分普遍，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所谓台湾当代美术就是“解严释放的‘集体性’或社会力量在美术领域的展现”。与席卷台湾各界的社会思潮一样，台湾当代美术对权威的挑战也是首先从“去圣像化”开始的。这时期的前卫艺术家热衷于解构强权人物的形象，把社会运动作为自己反叛的舞台，为了达到挑战和亵渎权威的目的，不惜把美术下放到世俗的层面，揭掉其“表面温情的面纱”，把社会和历史的丑陋与伤痛赤裸裸地呈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以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大幅肖像画，就是这种“去圣像化”的最好实践。和其他文艺活动一样，这种前卫性的挑战姿态，呼应了当时的群众运动，他们百无禁忌的批判与嘲讽态度是对于社会和权威的不加掩饰的颠覆，而这正是当时社会思潮在艺术领域的反映。与前卫艺术的先锋姿态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文化权威逐渐失去威严，“反传统”“反体制”成为新生代美术家挂在嘴边的口号，传统美术被当作保守和“老人艺术”加以贬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方思潮之多已经几乎让人无法厘清其来龙去脉。总体来看，这些纷乱的美术创作思想观念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类别：一、材料主义。持此观念的群体由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组成，在面貌上基本是延续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前卫艺术，极限主义和“材料主义”成为这群艺术家最主要的艺术观或创作观， “材料主义”在80年代中期最为盛行，其艺术形式实际与后来的装置艺术十分相似。“材料主义”在台湾发展的有利条件，是艺术家可以利用本土元素，对观念进行个性化的表达，但是早期的创作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精神层面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材料本身上，缺乏对本土经验的感情和智慧。二、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的出现在欧洲新绘画风潮兴起之后，受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很深，台湾的新表现派“挪用已有的图像、技法或风格，企图唤起观众的想象，表达民族或本土文化的寓言、意识形态象征、神话或想象世界”。在创作上，表现派艺术家既缺乏民族历史的深层关照，也没有西方那种压抑、感伤、忧郁的风格特征。三、抽象主义。抽象绘画在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80年代以后的抽象主义改变了以前的自动性手法，注重对于历史与人文的思考，运用象征、隐喻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怀，探索生命本质之所在。四、泛政治化的思潮。80年代后期的政治多元化波及到美术界，代表这种艺术观的大多为战后崛起的新生代艺术家，他们没有上一辈人的政治负担和艰难经历，在炙热的政治气氛中忙于对权威颠覆和嘲弄，在他们眼里，泛政治化思想与台湾当代艺术的契合才是未来美术发展的方向，“一旦作品中出现了政治性图腾，不论是否真的有台湾意识，也不管艺术性如何，便立刻被赋予道德性的意义，被合法地冠上‘本土画家’的桂冠。”。这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主流的美术创作思想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艺术家大多参与各种名目繁多的画会。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台湾的各种画会就达三十个之多。(具体名称及成员见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