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7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新书发布暨学术交流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本图书由杨卫与李迪主编，集结了26位作者均是见证过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个人叙事的角度回望历史，结合300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共同呈现出一个史料丰满而又充满感性色彩的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为杨卫，为雅昌专栏收录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的第十九篇文章。 更多内容尽在[雅昌《八十年代》专栏]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以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这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准备应对来年的升中考试，决定取消我们的图画课。这对于一个自幼喜欢画画，且图画成绩一向优秀的小孩子而言，无异于抽薪止沸，苦闷之情可想而知。在我和几个同学力争无果的情况下，我悲观失望，就是带着这种灰暗的情绪，极不情愿地跨入了八十年代。 然而，就在我感到人生路变得越来越狭窄时，一个新的转机开始了。其实，就大时代的命运而言，这个转机早已经出现，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再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一连串大的动荡之后，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目睹了这些政治风云，并感受到了山乡巨变。但作为一个孩子，真正能够触动我的，并非这些国家大事，而是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1978年，国家在恢复高考的同时，也中止了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结束了长达数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使得大量中学毕业生开始滞留于城市，与陆续返城的知青们汇成一股青年热潮，刷新了城市的精神面貌。我的意识启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杨卫初学画时，1982年摄于湖南益阳 毛泽东早就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的心理需求与兴趣爱好，在学校得不到满足，自然就会跑到校门外去寻找。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机关大院里，同院滞留了许多大哥大姐们。他们有的是回城知青，有的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又因为当时的招工名额有限，他们只好待业在家。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社会不提供给他们发光的机会，他们就会自寻出口，去照亮生活。我们院里的这些年轻人，就经常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办秘密舞会，传阅一些五花八门的“禁书”。我最早知道外面的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大哥大姐们。在他们那里，我听到了靡靡之音，看到了喇叭裤、迈克镜，当然也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派文学艺术，比如“印象派”、“意识流”，以及“朦胧诗”等等。它们将我带向一个新颖的世界，由此颠覆我过去的认识，也使我这个妄想少年，从中感受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儿时流连忘返的那个小聚点，就在我们家属院门口临街的那个位置，天晴之时，总会有一些老人围在那里下棋，不少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趁机聚拢过来，蹲的蹲，站的站，聚在旁边讲一些外面的故事，聊一些稀奇古怪的见闻。每当我放学回家，都要在此长久逗留，获取小道消息，听取各种议论。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这成了我们获得信息，沟通外面世界的一种桥梁。后来我才知道，西方现代艺术的兴起，得益于他们时常聚会的沙龙。在当时的中国，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住房条件更是紧紧巴巴，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沙龙。所以，这种街头巷尾的聚集，就成了一种代替西方沙龙的中国参议方式。 原子能的聚集，可以产生核裂变;人的聚集，也容易生出事非。举办秘密舞会，传播市面上的禁书，甚至宣扬资产阶级趣味，这都只是小事。如果聚在一起发生口角和摩擦，进而发展到打架斗殴，就成了收拾不住的大问题。我年少时，就被夹带着参与过几次这样的群殴，虽然事后都被平息了，但它留给我的心理阴影，却永远都无法抹去。不过，这个阴影并不是由来于打架本身，而是群殴之后，赶上了那场不忍回首的“严打”运动。1983年杨卫与朋友们在一起 1983年，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激越的反弹。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展开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社会现实层面，则是发动一次针对社会治安的严厉打击。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竟然两个运动都被波及到了，因为偷听邓丽君，我被所在中学处以警告;更为可怕的是“严打”，揪出我们过去打架的旧账，将我们一个已满18岁的带头大哥抓起来，不久就宣判了死刑。我被学校组织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并目睹了他被枪决的现场，那种恐惧与震撼，令我至今都心有余悸。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观影片，看到镜头里一群日本兵处决为俄国做间谍的中国人时，无比沉痛，从此弃医从文。我不知道，我年少时看到的那个死亡场景，对我的成长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我知道，我性格中所具有的某些悲剧因子，与过早地经历这类死亡和痛苦事件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