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虽起于晚清，但书法艺术推尚篆隶的思想，却早于晚明己经开始，且己对同时代的绘画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又成为清初“遗民画家”画风形成的契机。先看书学方面。万历、天启年间的文字学家、书法家赵宧光（１５５９－１６２５）他通过对古文字研究而形成的书史观，与晚清“碑派”书家们己十分接近： “汉人书不期合而合。晋人六朝能以不合而合。唐人造立许多法度，宋以下尚能造诣于法。元则标致用事，抑末也。世人趋之，可怜哉。” “篆隶必秦汉。秦汉以下不取。真草必晋唐，晋唐以下不取。” 明末清初，也是一位“不忘种姓”的“明之遗民”学者、书画家傅山（１６０５－１６９０），他的许多书论，显然己经开启了碑学思想之端绪。例如： “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 “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 “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其寐也。适发明者一笑。”）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 傅山的尚篆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追求古质，以及对赵孟頫书风的深痛恶绝，既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也与其一贯的学术思想、人生哲学相一致。（这一点也为晚清碑学书家们所直接继承。）傅山同时也是清初有重要影响的画家。他的画风稚拙、简古，无论用笔方法还是美学意蕴，都与其书法观完全一致。而与明末清初盛行的董其昌、王时敏等摹古画风迥然有别。 在近代的画史论著中，晚明书学对绘画的影响也并没有得到反映。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仍然是黄宾虹。在提出中国画“道咸中兴”说的同时，关于晚明绘画，他还有“启祯诸贤”一说： “元人笔苍墨润，兼取唐宋之长。至明隆万，非入枯硬，即流柔靡。吴门、华亭皆有习气。启、祯之间，多所振发。如邹衣白、恽本初之用墨，即董巨真传矣。” “毗陵邹衣白笔意，全于魏晋六朝画悟出。” “邹衣白笔折钗股，恽香山墨滋藤肤。” “启祯诸贤”说与“道咸复兴”说前后一脉相承，源出于同一观点。在黄宾虹看来，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绘画处于低潮之际，常州的邹之鳞（号衣白。生卒不详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进士）、恽向（１５８６－１６５５，字本初号道生、香山）用“折钗股”的遒劲笔法，力追“魏晋六朝”古意，迥然有别于当时流行的画风，己经开启了变革的端倪。这正是萌动于晚明的“尚篆隶”书学思想在绘画笔法中的反映。 然而先觉者往往寂寞。虽然早在乾隆年间，石涛和金农也己开始用隶书题画，杨州画派的金农，以方硬的隶书笔法入画。笔意高古。但其冷隽的画风并不能为当世所理解，末足以形成影响。只有观念与审美趣味的澈底转换，才能带来时代风尚真正的变革。 黄宾虹的“道咸中兴”说，其所指是“碑学”对晚清绘画影响的“谮在期”。画坛真正的“革命”要到同，光年间。其时，新书体己蔚然成风：“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最早，是思想最“开放”的文化前沿。不但得欧风之先，较快地接受了西方画风与技法。同时新兴的碑学思想也在这里得以最迅速地传播。画坛新的审美氛围也己经蕴酿成熟。一批才气横溢的海上画家为新书风所感染，他们使用“碑书”的遒健的中锋，以大写意笔法作画，立刻与沿承了二百年的“恽派”花鸟拉开了很大距离。形成了近代画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海上画派”。 海派画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诸如虚谷（１８２４－１８９６）、赵之谦（１８２９－１８９４）、蒲华（１８３２－１９１１）等．他们大多书、画、印兼善。长于写意花鸟画的同时，又是功力深厚的篆隶、北碑书家或金石篆刻家。因此笔端融入了浓厚的金石意蕴和篆隶笔意。虚谷在当时虽不以书法名，但其书风稚拙奇峭。别出一格。从其一首题画诗中，可以看出他的“碑学”书学观： “东坡破砚高枕卧，羲之俗字健笔碍。古人知己问谁是，江都李与陈留蔡。” 他厌恶那摹习已久，日益靡弱的帖书（“羲之俗字”），要引汉唐古人（李邕与蔡邕）为“知己”。他的画风非常独特。用中锋凝练的细线，顿错枯涩，显然也是在追求金石斑剥锈蚀的残缺趣味。赵之谦是著名的北碑书家，更是晚请淅派篆刻的领袖。蒲华的行草书气势开张，纵恣奔放。他们的写意花卉，浓墨重色，大气磅薄。其意蕴显然得自碑书的雄健壮美。稍后，吴昌石（１８４４－１９２７）更以深厚的篆书功力，遒健的线，峻厚的点，浓重强烈的墨色对比，将这一新画风推到高峰。 画面上的题跋与钤印，是金石、书法与绘画最直接的结合。也最明显地反映着时代画风格的变迁。“海上画派”画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画中加强了书法篆刻的作用。晚清花鸟画的题画与钤印更加丰富多彩。或篆隶，或北碑真书，以至于遒劲的中锋行草，灵活变化，无所不有。加之个性风格鲜明的印章，且能与画面形成有机地和谐统一，浑然天成。 潘天寿先生指出了晚清金石碑学对“海派”画风的影响： “…会稽赵之谦撝叔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诃，己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至是南田派亦少人过问矣。…光、宣间，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使清末花卉画得一新趋向焉。” 近代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也无不得自金石碑学的熏陶。他们都兼长书法、篆刻，以篆隶笔意入画，进而熔炼煅铸，最终形成迥异于旧文人画的时代新风。 无论对于近代的书法还是绘画艺术，“碑学”的推动作用无疑应该得到肯定。近年大量新发现的古代书迹，远远超过清代学者们所见。今天，更加科学的考古学、文字学研究，是清代金石学的延续与发展。也更加充实、丰富了“碑学”的内函。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百多年前的这一场书坛巨变，以及对于此后的书学、画学的深刻影响，必将更加为理论研究所重视。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