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碑学思潮，无论在书学思想，审美意趣还是笔法技巧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书法史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座高峰。然而在探讨其学术思想渊源时，几乎所有的相关论著，都将之归于乾嘉考据学的“付产品”。而“乾嘉考据学”，则又被认为是在清代异族统治的严密文网之下，知识份子只能去“钻故纸堆”的结果。直至最近出版的一些书法史，大抵仍持这一观点。⒃但是这一场振聋发聩，刷新书史的“革命性”书学思潮，除了与“旧经学、故纸堆”存在着学术上因果关系之外，还应该另有其内在的艺术生命活力，或者可以称之为精神意义的原动力。否则，很难从美学理论角度解释近代书史高峰崛起的原因。诸如黄宾虹的“道咸中兴”说之不被理解，近百年书法与绘画的一些基本理念遭到怀疑等问题，也都与如何评价“碑学”的学术精神有关。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如何论定碑学的学术精神， 如何评价有清一代学术，以及晚清“碑学”与“乾嘉学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学术命题。这些问题固非一篇短文所能解决，但论及“碑学”的学术精神，却又必然有所涉及。因此，这里仅引证一些早期学者们的观点，以便展开讨论。 大约自五四以来，学者们对“清学”大都持积极、肯定的评价。如王国维将“清学”分为三期：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梁启超认为“清代思潮”（即指清学）是要借复“汉学”而对“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因此比喻为欧州之文艺复兴运动。（见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略论清代思潮》）民国以来，许多学者也都肇始于将清初的“考证”学风，视之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认为清初学术思想是对己僵化了的宋明理学的批判。并上接汉学。推尚至追溯、保存民族文化本源，以之抵御外族思想入侵的高度。 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中说：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敻绝焉。 “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钜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憾，心思气力，无所放洩，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 在论及乾嘉之学两大学派之一的“吴派”时，钱穆认为“吴学遵古宗汉，乃由反宋。实当时之革命派也。”而对于另一派“皖派”的开山人物戴震评价更高：“几几乎非复考躬穷经所能限”。⒅ 另一位民国学者柳诒征，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也认为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清代学术之开山的“明之遗民，清之大儒”，他们“以道德经济，气节学术为士倡”，“其功夫皆在博学”。又说“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可见考据学之初，并非被动地因为政治高压而产生，而是一种挟故国之愤，秉持民族气节的主动精神。只是在乾嘉时失去了这种精神意义，走向了纯学术而己。表面上看，晚清“碑学”上承乾嘉学派，但道、咸之际却早己不是“乾嘉盛世”，也早己没有了“文字狱”的高压。举国上下所面临的是外侮当前，是反对异族统治的思想觉醒。在民族存亡的忧患竟识这一点上，时代大背景与明末有相似之处。清末的知识份子们，与清初“坚长遯之志”的“魁儒畸士”遗民精神相通。所以王国维认为，道咸以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⒆ 谈起晚清碑学，无不涉及康有为与《广艺舟双楫》。作为晚清重要思想家，康有为也常被认为是在借这部极力鼓吹碑书的书学著作，宣泄其被压抑的变法维新思想。关于晚清道、咸间学术与民族精神，与革命思想的密切关系，以及对绘画思想的影响，黄宾虹也多有相关论述： “道、咸之间，内忧外患，风涌云起。常州学派倡言革命。戴子高与赵撝叔、翁松禅皆承其流。” “画宗北宋，浑厚华滋。不蹈浮薄之习，斯为正轨。及清道、咸，文艺兴盛，己愈前人。民族所关，发扬真性，几至于道，岂偶然哉。” “道、咸世险无康衢，内忧外患民嗟吁。画学复兴思救国，特健药可百病苏。” 大约自五四运动直到文革，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过激的批判，因而如何认识有请一代的学术，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乾嘉学派、金石碑学的学术价值，凡此皆涉及哲学、经学的许多问题，有待学术界重新深入探讨。就书法范畴而言，如果不纠缠于“碑、帖”争议中那些的具体问题的话，则“碑学”无疑更具积极主动、雄健阳刚的壮美。与当时的时代变革大潮更为契合。视其为晚清书学与绘画变革的思想渊源，亦更确切。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