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处明清帖学的大形势下，杨宾文中涉及学书基本法则的部分和关于笔法的论述，仍未出帖学范畴，这与他在碑学上的认识是极不合拍的。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幼学书，耳濡目染的全是帖学时尚，先学《曹娥碑》、《黄庭经》，又学董其昌、颜真卿、米芾、欧阳询，最后学《圣教序》，可以说杨宾终其一生都在“与时流争名，俨然以书家自命”。因此谈到学书基本法则，他势必会放弃在金石学上的认识，而重新回到他驾轻就熟的帖学之路上来。 杨氏对于初学者谆谆告诫的书法学习之路是：“学书须从《化度》、《醴泉》入门，而归宿于《黄庭》、《圣教》，再以《阁帖》变化之，斯可矣。”这是轨轨矩矩的帖学之路，也是当时最稳妥的方法。 不过到底还是有这麽一条，与上文的碑学思想略有联系：“余生平论学书，要执笔正心。原不要摹帖，但恐危而未安，亦须取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时时谛观，以印证之。”多多少少让人看到了一点在学书中掺入古法的设想。 杨宾认为书学上有两点最关键：“学书有二诀：一日执笔，二日用意。”而执笔最重要的是“指实”，这方面的典范是王羲之。为此，他在多处都就这一点作了强调： “作书定要指实一一一余究心于此十余年矣--一一然与《圣教》等帖比对，便有 天渊之别。” “赵承旨小楷，虽指不甚坚，然实从二王楷法中来，所以疾徐浓淡，无往不宜。” “八大山人虽指不甚实，而锋中肘悬，有钟、王气。闵(学铨)学《圣教》、《兴福碑》，惜乎指动。” 用指说杨宾上追到明丰坊，丰氏“第四指得力，纵横运转无不如意”一句，尤得其激赏。但杨氏在用指上过于强调，在谈到指实的“实”字时，竟然感叹说：“安得搦破管如冯侃之，笔有一爪痕耶?”实在是过分注重形式，走向了问题的反面。 倒是其“用意”说颇有新意。据杨宾自言，他“五十三得意在笔先’笔’字之解，五十七知用意。”可知“用意”说在其心目中是超越了“意在笔先”的。具体说来，他对用意的认识是：“用意者何?每笔将落之，先作一顿使意到笔尖，既到笔尖，勿更凝滞，务尽一笔之致，而又顿之；一笔如是，笔笔如是。万勿胸中预作间架，打算分间布白。盖一作间架，则胸中眼中俱有全字，才写第一笔，便心驰第二三笔，现写之第一笔，意反不在。真至写完，终无一笔用意。纵使间架极匀，亦是泥塑木雕，终与活人有别。如能于笔画间用意，则笔笔沉着，笔笔生动，一点一波皆可单行，而分间布白亦无不合。如人之四肢五官，绝无安排之者，而亦岂有颠倒错乱者哉?” 由此可看出，杨氏不满于“意在笔先”的原因是，“意在笔先”是胸有成竹，预作安排，落笔时无暇用笔质量，仅追求字形和整幅的效果，所以必将导致“真至写完，终无一笔用意”的结果。而如能用意，即意随笔到，则笔笔生发，因字成形，如此则“一点一波皆可单行，而分间布白亦无不合。” 从“指实”和“用意”来看，杨宾论书法强调线条质量，如其所谓是“笔笔沉着，笔笔生动，一点一波皆可单行。”其“用意”说如与“意在笔先”相较，则“意在笔先”是下笔时目有全牛，一点一波尽在书家控制之中，总体布局妥帖。 但有时易趋于僵化，缺乏生动之致。而“用意”是创作时目无全牛，随笔生发， 整体布局上不作预先安排，往往易得意外之趣。但不成功之作难免会有布局松散之弊。两种创作态度可说是各有所长。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