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气势恢宏的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多分布在山东；一处是跨莱州、平度、青州三市四山(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的“云峰刻石”；一处是集中在鲁中南山区的摩崖刻经，包括泰山经石峪、新泰徂徕山，邹城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峄山，汶上水牛山的各种佛经刻字。1995年，东平县二洪顶又发现了大面积的摩崖刻经。 “云峰刻石”书镌于郑道昭父子任职光州(治掖县)刺史期间。郑道昭系名门望族的荥阳郑氏。他的前半生生活在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半生主要活动在新都洛阳。永平三年(510年)，年近60的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三年后转青州刺史。郑道昭深受儒学熏陶，晚年仕途坎坷，壮志未酬。来到天之一隅的东莱故地，一腔郁闷之气得以发泄。到职后，先是在天柱山刊出上碑，接着在云峰山觅佳石复刻下碑，借以颂扬荥阳郑氏和其父郑羲。又常于公务之暇，率僚佐，携道俗，徜徉于四山之上，设斋筑坛，谈经论道，吟诗挥毫，寄情山林，留下了30余处摩崖刻石。北齐河清二年(563年)，道昭第三子祖述亦任光州刺史，往寻父迹，不胜感慨，亦有诗铭刻于摩崖。四山与郑氏父子有关的摩崖共41种。 云峰刻石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地位历来多有评述。清代包世臣说：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真文苑奇珍也” (《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康有为品评北朝刻石时，将云峰刻石称作圆笔之极轨，列入妙品上(《广艺舟双楫》)。叶昌炽称誉《郑文公上、下碑》及《论经书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制犀児，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 (《语石》)。云峰刻石不仅以数量多而集中，大小字体皆备，与龙门造像题记、邙山墓志、邹城四山摩崖比肩名著于世，更以丰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人们的赞赏。云峰刻石中，影响最大、流传较广的是《郑文公下碑》。新中国建立以前，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曾出版影印本和石印本。建国后，齐鲁书社、紫禁城出版社也出版过胶印和影印的下碑，日本书法界对《郑文公碑》情有独钟，书道团体来山东，无论时间长短，观摩下碑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北朝摩崖刻经的出现，与当时佛教的兴衰紧密相连。北朝二百年间，战事频仍，王朝更迭，流离丧乱，世无宁日。人们向往安定，祈盼普渡众生的天外之神，而慈航普渡则给予苦难中人以虚幻的希望和藉慰。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佛事大兴。佛经的传播，佛教义理的阐述，通常都是靠写经生手抄的经书。摩崖刻经集中于鲁中南，究其原因，盖与北朝两次灭佛重点都在西部，鲁中南乃孔子、孟子故里，儒学大本营，佛教相对不如中原以西兴盛，因而灭佛亦稍懈有关。 北朝摩崖刻经场面之博大，气势之宏伟，堪称中国书法史上一绝。康有为称其书法“通隶楷，备方圆，高深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摩崖刻经作为北朝特定环境中的产物，不论在隶书的推陈出新上，在大字榜书气势的探索上，还是在“玄”、“儒”审美情趣的追求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铁山《石颂》中“精跨羲诞，妙越英繇”的赞语，实不为过。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