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繁荣，往往也是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反而促发了文化的兴盛，其原因一如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汉以来，社会统一、文艺继续繁荣的要求日益壮大，尤其怫学的昌盛，使人们心理上因战乱、地域纷争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思想、艺术等文化心态在相对安宁的一定社会地域间得到了拓展伸延。秦汉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艺术得以大发展；到了南北朝，似乎这种发展已不可遏止。于是，在百家争鸣中必然造成文艺的复兴，必然导致社会统一后更大的文艺繁荣和发展。这已是历史发展的定势。 汉代佛学由印度传入中国，很快在表面的纷争中与儒、道、法家哲学，尤其是汉以来确立的儒家思想交融一体。由于汉代的尊儒，秦代的尚法，使道家与佛学在行政干预中争得社会一定心理上普遍承认的同时而备感压抑。到了魏晋南北朝，旧有的行政压抑因为战争而解脱，新的行政手段又因为战争难以强化，佛、道之学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便勃然兴盛。 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清代曾有人追索统计称：当时碑碣不下九万六千三百六十之数。其实，据史籍考证，这个数还只是保留统计，并非当时规模。《洛阳伽蓝记》及《国史补》中载：唐代以前的碑碣留存超过九万之数一倍还多。据史载，当时屡有禁止立碑的举措。魏晋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专门下过禁碑令，禁碑令中说：碑碣“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到晋代也一再禁碑。所以，这一时期的南方碑碣留存较少，史书记载的数百种，后世仅余数十碑。许多碑碣被当做建筑材料，用于筑城备战、修路架桥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王羲之等人的书法刻石也因此很少。然而，这种情况因为战争难以持续，加上汉代以来风气已成，或颂官吏功德，或纪祖父生平，或尚道好怫以博虚荣，已成社会风尚习性。北方地区在晋代南渡之后，政令所不能及，自然碑帖盛行；南方在魏三国时期，也非曹氏可约束，当然也一度兴盛。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拓跋氏建魏，一统黄河流域，前后一百五十年，尊佛尚道，从行政上给予刻立碑碣极大鼓励，一度佛寺遍天下，碑碣无数。纵括六朝，佛学给书法提供了艺术、开放、宽松的氛围和发展空间，形成了一种与汉以前民风朴实、经济较落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龙门二十品”等许多刻石书法由此而起，为魏碑书法和楷、行、草的纸绢书写营造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大背景。 于是，书法中出现了“魏碑”这一特殊的书法碑体，也出现了千古一奇的书法名家群体代表王氏父子，更使汉以来尤其是东汉造纸术发明以来，书写工具的发达以及因之而强化的书体变化可能性得到了长足发展。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