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是在宋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兴起、发展的，其原因有七： 1.政治基础：王室的爱好倡导。 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实行重文轻武国策，促使经济繁荣，从而掀起文化事业的高潮。宋太祖采取设立专门的文化机构，尊师重道，优礼儒士，倡导读书之风，改革科举制度，网罗人才，选拔俊彦等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右文政策，从而使宋代文化事业从五代战后的创伤中逐渐复苏。其时文化特点：社会文化素质较前代为高，知识受到尊重，先秦儒家的积极淑世精神得到发扬，学术风气空前浓厚，学风丕变促使理学的产生，商品经济在文化领域中产生重大影响等，加上宋朝诸帝不仅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尊重知识人才，而且都喜欢书法，他们相继多方 集收藏前人墨迹，大量刻帖，对繁荣宋代书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宋太宗，他勤奋读书，酷爱书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书学：一是征求书法人才，“始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者，评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为翰林侍书。”“太平兴国中，选善书者七人补翰林待诏。”二是建造秘阁，供藏前代墨迹。“端拱元年初置秘阁”，“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八月，内出古画墨迹百一十四轴，藏之阁上。有唐太宗、明皇，晋王羲之、献之、庾亮，梁萧子云，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三是派官寻访搜集前人墨迹，“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于是荆湖献张芝草书，潭州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袁州献宋之问书龙鸣寺碑。三年九月辛亥， 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六年十二月丁丑，又诏访钟繇墨迹。七年正月己未，钱惟治以钟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迹七轴为献。八年二月丁酉，钱昱献钟王墨迹八轴。十月己丑，越州献羲之石砚，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潘昭庆献虞、褚、欧阳墨迹三本。”四是命徐铉、句中正刊定《说文》，以正天下字学。五是拓制古迹，命王著编纂摹刻《淳化阁帖》，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新创举，即帖学之始。 2.社会基础：文人书家的广泛出现。 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宋代文化的代表阶层，也是宋代书法繁荣的社会基础。由于宋太宗尊用文臣，给予文人以优厚的待遇，政治上提高士大夫的地位，所以宋代大量知识分子入仕后，俸禄丰厚。他们凭着有地位、有金钱、有闲暇的条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著书立说，吟诗填词，鉴赏书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王室推重摹刻前人墨迹的影响下，一些具有较高学识修养，有着一定艺术造诣的士大夫们，也把摹刻收藏碑帖作为生活闲暇的一种爱好，一种享受。如黄庭坚的朋友翟公巽，所藏古刻甚富，有《瘗鹤铭》、《黄庭经》、《乐毅论》、《遗教经》及颜鲁公的《蔡明远帖》、《东方曼倩画赞》等。另一朋友安汾叟，单藏颜鲁公书就有数卷，被黄庭坚称：“安民藏古书于今为第一。”又如苏轼自云：“性好异书古文石刻。”赵明诚亦云：“迩有刘季孙景文者，知名士，与余先公有旧，家藏金石刻千余卷。”这批书家、收藏家，往往又是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他们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既研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考证作品的文字内容，把学术研究与艺术赏鉴相结合。加上儒学、道学和佛学思想的广为传播，使得文人士大夫的人本主义个性和才情，借助书法艺术的载体得以淋漓的抒发和渲染。这些都大大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天圣、景礻右 以来，天下之士悉于书学者稍复兴起。” 3.书学基础：笔法的中断。 我国的书法艺术，长期以来主要靠笔法授传，结果从汉末、魏晋一直到唐五代，无论杜度、崔瑗、张芝的草书系统，抑或蔡邕、钟繇的隶书系统，还是“二王”、张旭的系统，书艺笔法一直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授传，有父传子，舅传甥，师传徒，外人要想得到书艺笔法的真髓，几乎不可能。宋董 云：“昔蔡邕受法于神人，传于崔瑗，瑗传之文姬，文姬传之卫夫人，夫人传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师授，逮于张旭其书分故。蔡有邻法为篆，惟颜清臣、徐季海守旧法，而真行尽合于古之作者，至韦玩、崔邈，授其法而绝矣。考其源流，正如禅家宗风相承，各有主也。”但这种狭隘的笔法授传方法，经过五代的战乱，到了宋代濒临中断。宋苏轼云：“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宋王旦云：“五代以来笔札无体，钟、王之法几乎绝矣。”宋朱长文云：“下至五代，天下罹金革之忧，不遑笔札。……盖经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是以然也。”连大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近世士大夫罕得古法。”因此，到了宋代，人们要学书法，只能拜帖为师，临帖学字，靠自己的摸索以师承前人笔法。这样，唐时以求笔法为重点，转到宋后，就以临帖为要务。于是临帖、刻帖以求师法者日盛，现实的需要，无疑是帖学兴起的重要条件。 4.史学基础：金石学之兴起。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是帖学之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宗为恢复被五代割据所破坏的礼制，重视并奖励经学，于是出现一批以证经补史为己任的金石学家。有以欧阳修、赵明诚为代表的著录派；以吕大临、王黼为代表的图绘器形、摹录款识派；以薛尚功、王俅为代表的录文派；以张木仑 、黄伯思为代表的考评派。这些金石学家广泛地收集，系统地研究，建立了金石学这一专门的学科。但金石连称，是金少石多，还是以碑刻为主。宋人收集鼎彝碑石拓本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用心之勤都是空前的。如欧阳修收集“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他所编纂《集古录》所收金石文字，“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其中唐人碑帖最多，占十之七八。同时，金石学家们又编纂了各种碑石目录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曾巩《金石录》五百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王厚之《复斋碑录》，任续《篆隶石刻谱》三十卷，叶梦得《金石类考》五十卷等。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宋代仅石刻著录方面的著作就达四十七种。金石学之盛，在拓本的搜集、传拓、著录、考订等方面，对帖学都有直接的影响，直接引发了宋代帖学的繁荣。 5.物质基础：纸、墨、雕版、拓墨业的发达。 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造纸、雕版印刷业、制墨业的发达，尤其?强淌啬际醯南灾岣撸У姆⒄固峁┝思岫ǖ奈镏始际趸。酝乇烫绲氖⑿校鹱磐撇ㄖ降淖饔谩? 6.市场基础：帖的商品化。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书法艺术受到强烈的冲击，书法作品也逐渐商品化。事实上，碑帖的广泛流传也离不开市场。东京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大相国寺就有碑帖买卖商店，“谭训云，尝于相国寺置得阁本法帖十卷，甚奇，毕文简公赐本也。”名人的墨迹及字帖，不仅在商店中出售，而且私人之间也盛行互相转让，或者以物易物。 7.题名刻石之风盛行。 题名之风始于西汉而盛于宋。宋代的大臣、士大夫学者，都嗜好在游览所及，兴之所至，率意留题。他们在碑碣、摩崖或湖山佳处，题诗、题字，或题上姓名、籍贯、年月，或题为某事或与某一游。有的还即兴直接在石上书写。特别是一些书法名家的字，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们不断进行摹拓并装裱成帖，以达到临摹欣赏之目的。如黄庭坚的《题大唐中兴颂后》、《题永州澹山岩诗》，蔡襄的《万安桥记》等，都成为后人学书的范本。这是单帖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刻石之风的盛行，又为丛帖提供大量的资料，有些丛帖的原始底本，本身就是从刻石中来。如《星凤楼帖》中的王献之书，很大部分是翻刻单炜的襄州刻石。 综上所述，宋代帖学的形成，系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的，是宋代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商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