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代书法的发展，以往论书者大多以乾、嘉时期为界限将其划为帖学、碑学两段，谓乾、嘉以上是帖学一统，道、咸以下则碑学勃兴，而对期间的因果源流与来龙去脉则不甚了了。事实上，碑学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清代始终的书法思潮，只不过经历了萌芽、积累、普及等不同的时期，其间有晦有显，时沉时浮，逐步发展蔓延而已。从清初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郑簠\傅山等人的影响，乾、嘉时期金石、文字之学兴盛孕育出来邓石如、阮元、包世臣，直到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的潮流中康有为写出《广艺舟双楫》，清代碑学思潮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术风气在背景中支撑。清初学术界反古求实的学风首先吸引了一部分书法界人士加入到寻访、收集碑刻的行列中来，随后又带动了更多的书家利用古代碑刻拓本来学习隶书、篆书，这种风气在清代中期获得极大的发展，至道光以后，书法界对碑刻的重视，在时代上从秦汉扩大到魏晋北朝，在书体上从隶、篆扩大到楷书。至此，这一在文化学术界影响下萌发的书法思潮最终全面形成，并且由此根本扭转了宋、元以来的书风大势。 崇碑思想在清代书坛上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体系，在创作上篆、隶、楷、行诸体全面复兴，开创了碑派书风的新面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碑学主张，并且利用大量碑刻资料重新解释书法的发展历史；在教育上改变了明代以前学书从法帖入手的传统，将北碑作为不二法门；为达到碑派书法的艺术效果，毛笔、宣纸等工具的性能也发生了改进；此外，随着收藏鉴赏碑拓风气的流行，对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也明显变化……可以说，碑学在清代是一个有理论主张、有实践成果、有社会基础的完整艺术运动，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十分突出和典型的现象。 尽管在碑学兴起后，帖学书风并未彻底消亡，但碑学与帖学影响的彼此消长乃至地位转换，仍应被看作是清代书法发展的关钮所在。其实对于碑学取代帖学这一事实，前人已多有谈及，我们今天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如果能在理清其演变脉络的基础上更深一步，探询碑学观念的发生与其受到书界认可乃至普遍流的各种条件及原因，那么这种研究才能算是有深度和有发展的，也才有可能为其他方面的研究以及创作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发。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