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出版的各种美术史、书法史中，谈到清代碑学，嘉道以后的碑学思潮，总是理所当然地占据显著的位置，几乎吸引了人们的所有注意。而明末清初碑学思想的萌芽与逐渐成型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却一向不在书法史家的关注视野。 此处无意详细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由僵化的艺术史写作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想指出，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将明木清初的有关碑学的思想作一番整体的梳理，我们将很难理解明清之际异军突起的篆隶书风，以及郑簋、八大山人、石涛等碑学先驱人物的历史意义。同时嘉道以后碑学思想的源流也始终无法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碑学思想史依然是不完整的。这才是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碑学”一词，其实出现甚晚，晚清时才出现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但即便是作为发明者的康有为，也始终未曾为“碑学”下一确定的定义。其碑学概念，涉及金石学、书风、书学等，主要指南北碑。(参见刘涛《“碑学”发微》，载《书法谈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明清之际的碑学，更多地还是偏向于传统的“金石学”，但个别著作在内容上涉及到书风问题已与后来的“碑学”相去不远，有代表性的如杨宾的《大瓢偶笔》。 明末清初碑学思想的成因相当复杂，可以说它与本期学术风气的转变(从理学到实学的倾向)，以及明代中期后大量碑刻出土的客观现实、金石学的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有一定关系，《大瓢偶笔》正是出现于这一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期碑学思想发展的成果。但因其书向以抄本流传，至道光年间始有刊本行世，而此时阮元、包世臣的碑学思想的传播已相当广泛，由于没有完整的系统，杨宾的影响显然有限。因此此书在较长时期内始终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下我们将对杨宾及其主要书学观点略作梳理，以期引起书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来源：网络
